12月1日凌晨（北京時間）,，在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組成審議會議上,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（IMF）執(zhí)行董事會做出一項與中國相關的重大決定——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（Special Drawing Rights, SDR）貨幣籃子。自2016年10月1日起,，人民幣將被IMF認定為國際可自由使用貨幣,，并作為世界第五種貨幣，與美元,、歐元,、日元和英鎊一同構成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（SDR Basket）。

人民幣SDR權重預測

人民幣“入籃”這一決定,，之所以如此之重大,，是因為那是中國人多年的夢想，堪稱國人之夙愿,。媒體界一直以來,，尤其近幾年對此的報道更是不絕于耳，學術界對此也是研究多年,。

筆者有幸能夠成為在人民幣國際化以及SDR領域研究多年的學者之一,，尤其對人民幣“入籃”之后究竟能獲得多大的權重問題，筆者經過測算,，四年前就提出了10個百分點的觀點,。參見2011年11月25日在新華社、《人民日報》,、《環(huán)球時報》等國家主流媒體發(fā)表的《歐元應聯手人民幣與美元抗衡》一文,。限于篇幅，在該文中僅有簡單論述,。

無獨有偶,。IMF于12月1日同時確認,，人民幣在SDR貨幣籃子中所占權重為10.92%，超過日元和英鎊,；經過調整之后,，美元在SDR中的比重將占41.73%,，歐元為30.93%，日元和英鎊將分別占8.33%和8.09%,。這與筆者四年前的測算不謀而言,。

在之后的幾年內，筆者又數次在數篇文章中,，對該權重加以進一步的論述,。今年最近的兩次闡述都在6月份：一次是會上發(fā)言——6月中旬在復旦大學法國研究中心與國際問題研究院共同舉辦的《“法國研究30年：中國學界的關注與思考”研討會》上；另一次是文章發(fā)表——6月1日在英文版主流媒體《Global Times》上,，以《Yuan inclusion in SDR basket inevitable》（《人民幣“入籃”勢不可擋》）為題發(fā)表英文評論文章,。

針對在此之前兩個月，IMF總裁拉加德（Christine Lagarde）在訪問復旦大學之際發(fā)出的一個“信號”——“這不是是否的問題,，這是何時的問題”,，筆者在6月初曾提出：“人民幣加入SDR遠非就足夠了，哪怕這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已經是一個顯著的步驟,。實際上,，人民幣加入SDR不僅僅是‘是否’的問題，或者‘何時’的問題,，而是‘多少’的問題”。這篇文章在美國一些媒體上引發(fā)討論,。

實際上,，對人民幣國際化的研究大有人在，對SDR貨幣籃子的研究者也不在少數,，但對加入SDR貨幣籃子之后人民幣所占權重的測算,，研究者卻是鳳毛麟角。直至今年前幾個月,，面對人民幣“入籃”概率顯然日益加大之際,，包括美國高盛公司、法國巴黎銀行在內的諸多國際機構,，都紛紛對人民幣“入籃”后的占比做出了專業(yè)預測,，公布權重的數值基本都落在14-16%之間。

由此可見,，無論從預測的提前時間（四年多）,，還是從預測的精確度（誤差僅為0.92%）而言，從現有可查資料和信息來看,，可以不謙虛地說,，在人民幣“入籃”后的權重預測領域，筆者有幸成為國內外提前預測時間最早,、預測精確度最高之人,。

哪怕是前IMF特別提款權部主管沃倫·蔻茲（Warren Coats）也表示，人民幣權重應為13.8%,。IMF職員在初步評估報告中表示,，他們對于人民幣權重的初步估測約為15%。瑞銀預計,，人民幣可能被給予10%-15%的權重,。瑞銀預測的低限貌似靠譜一些，但由于幅度跨得太大,，足有5個百分點,，其預測力在打分上就自然降了級。直到今年11月26日,，加拿大皇家銀行策略師Sue Trinh才“猶抱琵琶半遮面”地說,，人民幣權重最開始“極有可能”在10%左右。雖然這么臨近,，但離筆者預測時的2011年11月25日已足足過了四整年時間,，其預測的意義顯然要大打折扣了，尚且難以排除信息提前泄露的可能性,。

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研究機構,，為何幾乎全都在“入籃”后人民幣權重的預測上“走了麥城”呢？其實在筆者看來,，根本的原因在于,，這些機構只將眼睛盯著貿易、金融與貨幣這些經濟的常規(guī)變量上,，而忘卻了經濟之外的其他變量,，如地緣政治、國家博弈以及國際幾大貨幣之間的合縱之道,。我們需要從中,、美、歐三方的角度,，來看待“入籃”后人民幣的權重問題,。

歐元與人民幣聯手

在2011年《歐元應聯手人民幣與美元抗衡》一文中，筆者不但預測了10%這個權重,，而且首次提出了歐元要與人民幣聯手,，以共同抗衡美元的主張——“對于歐盟來說，聯手的第一步也很簡單：支持將人民幣列入SDR一攬子貨幣中,。如果能給人民幣大約10%左右的份額,，歐元加人民幣就能達到50%左右。作為一種平衡世界不同勢力的策略之一，這對歐盟是至關重要的,。當然,，美國會極力反對?！?/p>

其實，我們所稱的IMF特別提款權（SDR）,，是與一攬子貨幣掛鉤的,，即由當今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幾個貨幣——美元、歐元,、英鎊和日元所組成,，分別占SDR權重的 41.9%、37.4%,、11.3%和9.4%,。SDR在1981年第一期時，1981-85年美元,、德國馬克,、法國法郎、日元和英鎊的權重為42%,、19%,、13%、13%和13%,。由于德法體系與美英日體系之間力量的懸殊,，歐元只能選擇聯手另一個貨幣，才能與美英日抗衡,。SDR里面沒有了可以聯手的貨幣，歐盟只能從SDR之外找了,；而在SDR之外,，也只能從新興國家中尋找。新興國家中最佳的潛在國際貨幣自然是人民幣,。無論從增長的速度以及經濟的體量而言,，金磚四國（BRIC）中的巴西、俄羅斯和印度,，都難以與中國相提并論,。

隨著中國實力的突飛猛進以及對外貿易的長足發(fā)展，中國與多個鄰國簽署了“貨幣互換協(xié)議（SWAP）”,，這些地區(qū)的貿易結算都已開始與中國以人民幣計,；甚至尼日利亞這么遠的非洲國家，也主動提出要將人民幣作為其國家的外匯儲備。

如果按照盎格魯-薩克森體系和歐洲大陸體系劃分的話,，英美日屬于前者,，而德法屬于后者。筆者在此進一步將其劃分為兩個貨幣區(qū)塊（Block）：一個先是“馬克-法郎區(qū)塊”,，后來在2002年實施歐洲單一貨幣之后是“歐元區(qū)塊”,，另一個是“美元-英鎊-日元區(qū)塊”。

筆者這種劃分法基于文化,、歷史乃至軍事淵源,。兩個區(qū)塊的差別相當大，即使到2011-2015年期間,，這個假定的“馬克-法郎區(qū)塊”或改用歐元之后“歐洲大陸文化區(qū)塊”的份額已提高到了37.4%,，但依舊遠遠落后于“美元-英鎊-日元區(qū)塊”或“盎格魯-薩克森文化區(qū)塊”的62.6%，兩者差距高達25.2%,。四分之一尚且有余,，可見差距之大。

因此,，最為理想的方案是倘若我們提出,，在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中給人民幣10%權重的建議，這10%占比同時從“美元-英鎊-日元區(qū)塊”中扣除的話,，那么,，新的情景就有可能保持不同貨幣區(qū)塊之間的平衡了。在這種情況下,，歐元加人民幣就能達到47.4%,，而“美元-英鎊-日元區(qū)塊”則降至52.6%。兩者之間的差距（5.2%）就沒有那么大了,。

最終,，人民幣如愿以償拿到了10.92%的權重。筆者相信,，在中國申請加入SDR的過程中,，歐洲聯盟、歐元區(qū),，尤其是法國著實扮演了主要角色,。這不僅僅是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（IMF）的總裁位置一般而言都是被法國人占據，而且因為在其從金融危機中復蘇及其經濟增長的實現中,，法國可能要比其他國家更加迫切地需要中國的援手,。例如，今年夏天召開的“法中論壇”,，已有兩國共500多家企業(yè)參與,，而論壇的一個使命就是要吸引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(yè)來法國投資,。中國總理李克強也在該論壇舉辦期間訪問了法國。筆者有幸作為志愿者為論壇口譯工作出力,。

要細究起來,，估計是受到美國人的強烈反對，他們依然要把持著美元霸權,，IMF此番決定給人民幣的這10.92%的權重,，才未能如筆者四年前所盤算那般，全部從“美元-英鎊-日元區(qū)塊”中扣除——日元占比減少2.97點,，英鎊減少1.31點,，而美元幾乎沒動，只扣除0.17個百分點,；換言之,，由三大國際貨幣組成的“美元-英鎊-日元區(qū)塊”，總共才扣除了4.45個百分點,。

因此,，筆者認為中國人還是要感謝歐洲人，因為此次主要的貢獻還是歐盟人給的,，歐元讓出了6.47個百分點——歐元的權重從原來的37.40點降到30.93點,，降幅高達17.30%——足見歐洲人在SDR上對人民幣的誠意，及其對未來世界貨幣平衡與“世界貨幣新秩序”的遠見之舉,。

（注：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）